昆剧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它的原名叫“昆山腔”，简称“昆腔”,元末明初，作为南曲声腔的一个流派，在江苏昆山一带产生，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是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 “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
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剧种于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沿革
作为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末明初。当时，江苏的昆山（辖今昆山、太仓两处）地区经济繁荣，贸易兴盛，黎民富庶，城乡各个阶层群众对文化娱乐有所追求，当时流行一种以地方音乐为基础的南曲，叫昆山腔。昆山腔的出现也和当时的顾阿瑛等一批文人、士大夫嗜词尚曲有很大关系。而对昆山腔的诞生有直接影响的人物是顾阿瑛的座上客顾坚，他将昆山人唱的南曲与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歌唱方法，进行改进，形成了一种受当地人欢迎的曲调，到明初正式被称为“昆山腔”，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
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的清曲、小唱。其流布区域，开始只限于苏州一带，到了万历年间，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并逐渐流布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河南、河北各地，万历未年还流入北京。这样昆山腔便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
这种“小集南唱”、“清柔婉折”的昆山腔，在明中、后期的嘉靖初年被变革发展。当时，居住在江苏太仓的音乐家魏良辅痛感昆山腔的不协音律，于是借张野塘、谢林泉等到民间艺术家的帮助，参照北曲的演唱成就，对昆腔加以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总结出了一整套昆腔曲唱的规范，形成了昆曲曲唱体系。经过改造后的昆山腔流利清远，柔媚细腻，被称为“水磨腔”。所谓水磨调，是说音调极其细腻柔婉。江南人磨米粉，加水磨出来的最细腻滑润，所以用“水磨”来称呼其因经过各种处理而变得细腻柔婉的曲调。新昆曲博得了众口一词的称赞。
改革后的昆山腔，大大发展了南曲的演唱艺术，而且在曲调运用上，也吸收北曲结构谨严的长处，但它还只是清唱曲，尚未走上戏曲舞台。
完成昆山腔的又一重大革新，将昆山腔推上戏曲舞台，成为戏剧，是由梁辰鱼的《浣纱记》开始。昆山梁辰鱼是一个著名的戏曲作家，精诗词，通音律。魏良辅改腔的成就使他颇受鼓舞，但他还觉得这样的新腔不应只局限于曲坛清歌，必须扩展到舞台之上占有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与精通音理的郑思笠、陈梅泉、唐小虞等人发挥文学优势写作了以西施为主要人物的《浣纱记》传奇，从音乐方面弥补了水磨调“冷唱”的不足，同时把传奇文学与新的声腔以及表演艺术综合在一起，借锣鼓之势与舞台之场面形态，第一次将昆曲搬上剧坛。昆山腔在剧曲中的首次运用，引起了轰动，并很快压倒了其它一切声腔，一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戏曲，并流传南北各地，这就是昆剧。
昆山腔的影响迅速在文人士大夫中扩大，文人雅士争相为昆山腔写作传奇剧本，致使明清时代的传奇基本上都是为了昆剧而作的，大半部明清传奇史其实就是昆山腔演剧史。昆剧独占戏曲的鳌头长达两百余年，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剧种能与之抗衡。到了明后期的万历年间，昆剧的影响已经是从吴中一带扩展到整个江浙地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为之倾倒，一跃而为诸腔之首。昆腔传入北京，迅速取代北曲的地位，受到了士大夫和群众的欢迎。明末清初时又流传到四川、贵阳、广东等地，在各地演变出了不同的流派，形成了昆剧昆腔腔系，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由于它的独尊地位，因之被称为“官腔”。
昆剧盛行的早期，演的都是全本大戏，往往有四五十出之多，一旦上演，往往连续两天或更长，人们仍然乐此不疲，当时人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从明天启至清康熙末年，是昆剧发展的鼎盛期，新作不断涌出，表演日趋成熟，身段表情，说白念唱，服装穿戴也日益讲究，角色齐全，分工细致，一般剧种，难与抗衡。但由于传奇体制较长，全本演出需要两个晚上或更多时间，随着清代花部诸腔的兴起，倚重生、旦格局，讲究词曲典雅的昆剧受到冲击，经过艺人的演出实践，删除了一些场次，选择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作为短剧独立演出，于是，折子戏应运而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玩花主人编选的折子戏总集《缀白裘》的问世，标志着昆剧由演出全本传奇到演出折子戏的过渡。折子戏以情节生动、表演细致，给乾、嘉时期昆剧舞台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昆剧的繁盛时期，拥有大批技艺高超的演员。昆剧演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民间戏班的职业艺人，从京城到乡镇都有专业昆腔班，流动演出于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各个行当的精英；二是士大夫蓄养的家班、家乐，以示风雅，凡名妓、家姬都能串戏，士大夫本身也是串戏迷，其水平不亚于专业戏班，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三是业余“串客”，士农工商皆会唱曲。每年在苏州虎丘“千人石”举行盛大的群众性的唱曲比赛，虎丘曲会传承至今。
清军入关后，江南地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的士大夫生活境遇急剧改变。这样，有许多家班解散，不少家班的演员流入到了职业昆班，使两个系统的昆剧表演艺术得到了交流，昆剧的表演日趋精致完善。政治环境的巨变，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昆剧演出仍然非常频繁，作家的新剧本往往被职业昆班所争相求取。以李玉为首的苏州作家群就是专门为了职业昆班写作的，他们是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昆出作家。
明末清初，昆剧的演出有渐渐缩短的趋势。一本传奇由四五十出减到二三十出，这也是昆剧演出和观赏潮流的改变所致。不但作家的创作改变了，艺人们也自觉地把名剧中的一些松散场次出去，集中凝练戏曲结构。他们还挑选一些经典场次，充实调整情节，以单出或数出的形式上演，从而有了“折子戏”。到了清代乾隆后期，昆剧的演出基本上就都是折子戏的形式了。
从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昆剧就出现了衰亡的迹象。但是，康熙时代洪升和孔尚任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延缓了昆剧的衰落。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又激起了人们对昆剧的狂热。两剧不但在上层人物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民间也有热烈的反 应。一时之间，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戏班都在上演这两部，作品王公大臣的府邸私园之中也是非此剧不演。但是，无论是先出的《长生殿》还是后出的《桃花扇》，都已无法改变昆剧的命运。两剧演出之盛不过是昆剧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乾隆年间，在北京先有京腔和昆剧争胜，后有秦腔的冲击，最后又出现了徽班进京。虽然皇室竭力地扶持昆剧，但是在花雅之争的长期拉锯战中，昆剧终于败北。在南方，昆剧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已经不是当初独尊一面的局势了。秦腔艺人魏长生南下，在扬州等地长久驻留，并很受欢迎，这本身已经很说明江南一带观剧风尚的转移了。
昆剧的衰亡，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戏兴起，另一方面和它自身也很有关系，否则也不会在地方戏的面前败下阵来。昆剧发展到后期，由于文人的长期参与，案头化倾向严重，渐渐变得脱离实际生活。它的演唱过于柔媚，节奏过于舒缓，文词过于书面，使观众难以接受。在地方戏强大的功势下，它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和变革。观众的观剧风气一旦改变，局势便已无法挽回。
从乾隆中叶开始，北京的昆剧艺人已经不是纯唱昆剧而是兼唱乱弹了。清末，昆剧几近绝迹。昆剧演员大都改习京剧及别的剧种，或者以合班的形式进行昆剧演出。昆班几乎全部解散消失。民国初年，在南方还仅存着几个昆班，但也只能是以跑码头度日，非常艰难。
民国初年，梅兰芳在北京演唱昆剧，并极力提倡，轰动一时。他自小学昆剧，会几十出昆剧。在这种情况下，短时间内，几成绝唱的昆剧在北京又有了一定的影响。在梅兰芳的带动下，流落在河北农村的昆弋合班容庆社来到北京。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等脱颖而出，昆剧得以在北方保存下来。后来，这批演员形成了昆剧的另一流派，就是现在的北昆。
在南方，由苏州业余曲家贝晋眉、张紫东、徐镜清发起倡办“昆剧传习所”，邀请了仅存的昆班全福班中的老艺人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尤彩云等授课，招收五十名贫家子弟，培训昆班剧接班人。数年后，培养出朱传茗、施传镇、倪传铖、周传瑛、王传淞等一批昆剧演员，这批学员的艺名第二个字都是“传”，以示昆剧流传不息之意，第三个字也都有特定的偏旁，净、外、末、老生行以“金”字为偏旁，小生行以“玉”字为偏旁，旦行以“花”（即草字头）字为偏旁，副、丑行以“水”字为偏旁。结业后，学员们以苏州为基地，先后以“新乐府”、“仙霓社”为班名，往来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惨淡经营，是当时江苏（包括松江乃至上海）唯一的专业昆剧班社，支撑昆剧的残局。
抗日战争期间，业余曲社难以为继，纷纷解散。仙霓社成员亦为生计所迫，弃艺他去，薪传数百年的昆剧已濒临绝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落在苏州、上海、杭州的昔日昆剧传习所“传”字辈艺人，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陆续被各地文化部门邀请归队，浙江成立了国风昆苏剧团，1956年，由周传瑛、王传淞等上演了经过整理的昆剧《十五贯》，连续几十场爆满，一个多月时间里，有七万多人观看，回杭州的路上，他们又去了天津、济南、南京等地演出，也获得巨大成功《十五贯》的成功上演，成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盛事，改变了人们认为“昆剧必亡”的看法，此后全国许多剧团都开始移植演出《十五贯》，上海、苏州、湖南、北京都成立了昆剧团，使昆剧得到复苏。在《十五贯》进京以前，江苏已陆续招收了一批“继”字辈学员，请“传”字辈艺人传授技艺，继承昆剧艺术。
艺术特点
昆剧作为一个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巨大影响的剧种，在历尽了艰辛困苦之后，能奇迹般地再次复活，这和它本身超绝的艺术魅力有紧密关系，其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的音乐上-
昆剧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漫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场面伴奏乐曲齐全。
“水磨腔”。这种新腔奠定了昆剧演唱的特色，充分体现在南曲的慢曲子（即“细曲”）中，具体表现为放慢拍子，延缓节奏，以便在旋律进行中运用较多的装饰性花腔,除了通常的一板三眼、一板一眼外，又出现了“赠板曲”，即将4/4拍的曲调放慢成8/4，声调清柔委婉，并对字音严格要求，平、上、去、入逐一考究，每唱一个字，注意咬字的头、腹、尾，即吐字、过腔和收音，使音乐布局的空间增大，变化增多，其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特点也愈加突出
相对而言，北曲的声情偏于跌宕豪爽，跳跃性强。它使用七声音阶和南曲用五声音阶（基本上不用半音）不同，但在昆山腔的长期吸收北曲演唱过程中，原来北曲的特性也渐渐被溶化成为“南曲化”的演唱风格，因此在昆剧演出剧目中，北曲既有成套的使用，也有单支曲牌的摘用，还有“南北合套”。
“南北合套”的使用很有特色：一般情况是北曲由一个角色应唱，南曲则由几个不同的角色分唱。这几种南北曲的配合使用办法，完全从剧情出发，使音乐尽可能完美地服从戏剧内容的需要。
从南北曲本身的变化说，尚有“借宫”、“犯调”、集曲“等多种手法。原来联成一套的曲子，无论南北曲，都有属于那一宫调的曲子问题，当唱曲要求情绪显著变化时，同一宫调内的曲子不能胜任，就可借用其它宫调的合适曲子。如《牡丹亭?惊梦》，先后所用的曲牌是[山坡羊]（商调）、[山桃红]（越调）、[鲍老催]（黄钟宫）、[绵搭絮]（越调）。
在演唱技巧上，昆剧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快慢以及咬字发音，并有“豁”、“叠”、“擞”、“嚯”等腔法的区分以及各类角色的性格唱法。音乐的板式节拍，除了南曲“赠板”将四拍子的慢曲放慢一倍外，无论南北曲，都包括通常使用的三眼板、一眼板、流水板和散板。它们在实际演唱时自有许多变化，一切服从于戏情和角色应有的情绪。
昆剧的乐器配置较为齐全，大体由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三部分组成，主乐器是笛，还有笙、箫、三弦、琵琶等。由于以声若游丝的笛为主要伴奏乐器，加上赠板的广泛使用，字分头、腹、尾的吐字方式，以及它本身受吴中民歌的影响而具有的“流丽悠远”的特色，使昆剧音乐以“婉丽妩媚、一唱三叹”几百年冠绝梨园。伴奏有很多吹奏曲牌，适应不同场合，后来也被许多剧种所搬用。
昆剧的音乐属于联曲体结构，简称“曲牌体”。它所使用的曲牌大约有一千种以上，南北曲牌的来源，其中不仅有古代的歌舞音乐，唐宋时代的大曲、词调，宋代的唱赚、诸宫调，还有民歌和少数民族歌曲等。它以南曲为基础，兼用北曲套数，并以“犯调”、“借宫”、“集曲”等手法进行创作。此外，还有不少宗教歌曲。
昆剧的表演拥有一整套“载歌载舞”的严谨表演形式
昆剧表演的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谐和。昆剧是一种歌、舞、介、白各种表演手段相互配合的综合艺术，长期的演剧历史中形成了载歌载舞的表演特色，尤其体现在各门角色的表演身段上，其舞蹈身段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话时的辅助姿态和由手势发展起来的着重写意的舞蹈；一种是配合唱词的抒情舞蹈，既是精湛的舞蹈动作，又是表达人物性格心灵和曲辞意义的有效手段。
昆剧的戏曲舞蹈多方吸收和继承了古代民间舞蹈、宫廷舞蹈的传统，通过长期舞台演出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说唱与舞蹈紧密结合的经验，适应叙事写景的演出场子的需要，创造出许多偏重于描写的舞蹈表演，与“戏”配合，成为故事性较强的折子戏。适应了抒情性和动作性都很强的演出场子的需要，创造出许多抒情舞蹈表演，成为许多单折抒情歌舞剧的主要表演手段。代表性剧目如《西川图?芦花荡》、《精忠记?扫秦》、《拜月亭?踏伞》、《宝剑记?夜奔》、《连环记?问探》、《虎囊弹?山亭》等。
昆剧的念白也很有特点，由于昆剧是从吴中地区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语音带有吴侬软语的特点。其中，丑角还有一种基于吴方言的地方白，如苏白、扬州白等，这种吴中一带的市井语言，生活气息浓厚，而且往往用的是快板式的韵白，极有特色。另外，昆剧的演唱对于字声、行腔、节奏等有极其严格的规范，形成了完整的演唱理论。
昆剧的舞台美术包括丰富的服装式样，讲究的色彩和装饰的以及脸谱使用三个方面
除了继承元明以来戏曲角色服装样式外，昆剧的有些服装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穿着很为相似。反映在戏上，武将自有各式戎装，文官亦有各样依照封建社会阶级等级不同的穿戴。脸谱用于净、丑两行。属于生、旦的极个别人物也偶然采用，如孙悟空（生）、钟无盐（旦），颜色基本用红、白、黑三色。
昆剧艺术经过多年的磨合加工，已经形成相当完善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长期在中国戏曲中占据独尊地位，所以昆剧艺术被尊为“百戏之祖”，对整个戏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地方戏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它的艺术养分，其中还留有部分的昆腔戏。
角色行当
因为早期昆剧属于南戏系统，所以它继承了南戏的角色行当体制，同时兼收北杂剧之长，以生、旦、净、末、丑、外、贴七行为基础角色，早期作品《浣纱记》反映了昆剧初创时期的角色分行法，即除遵循南戏的七行之外，还借鉴了元杂剧的小末、小旦等设置法，更增设小生、小旦 、小末、小外、小净五行，共十二行。
明末昆剧兴盛期，明刊本《墨憨斋定本传奇》中，将原以“贴”扮老年妇女改为“老旦”，亦系吸收了元杂剧之分行法。其他角色行当基本同于昆剧初创时期。清康熙时，昆剧角色行当还基本保持了“江湖十二角色”的体制。
乾隆年间，昆剧折子戏最盛，表演艺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为刻画人物而设的角色行当体制，也有了新的突破。《扬州画舫录》中有“江湖十二角色”之说，它们是：副末、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谓之“男角色”；老旦、正旦、小旦、贴旦，谓之“女角色”；又有打诨一人，叫做“杂”。后来在南方昆剧中演变为以小生和旦角为主要角色，因之这两门分得更为细致。小生行下分：大官生、小官生、巾生、鞋皮生（穷生）和雉尾生五类。旦行则下分：老旦、正旦、作旦（能扮演男孩子）、四旦（刺杀旦）五旦（闺门旦）和六旦（贴旦）六类。但各个昆剧支派有各自的门类。
昆剧的角色分工随着表演艺术的发展，也越来越细致。嘉、道间，昆剧角色行当，将原有的“江湖十二角色”，与后来出现更细的分工相结合，在“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之下，又细分二十小行，称作“二十个家门”。
在「生」这个家门中，又分为官生、巾生、鞋皮生、雉尾生，用以表演不同的角色人物。官生一行，扮演做了官的成年男子，其中由于年龄大小、身分高低不同又分大、小官生。例如《长生殿》的唐明王、《太白醉写》中的李白都由大官生扮演；《荆钗记》中的王十朋、《金雀记》中的潘岳都由小官生扮演。官生与巾生的表演有所不同：巾生饰演风流儒雅的年轻书生，清洒飘逸，歌唱要求真假嗓结合，假嗓成份较大，清脆悦耳；官生在表演上要洒脱大方，大官生更要富于气派，在唱法上也是真假嗓结合，但真嗓落在比巾生用真嗓时更高的音域，以洪亮为美。
旦行也细分为老旦、正旦、作旦、四旦、五旦、六旦。但实践中还有一个贴旦，共为七个家门。
正旦一般扮演身份比较贫寒的已婚女子，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金锁记》中的窦娥，《货郎旦》中的张三姑等。正旦在表演上侧重朴实大方，在唱法上，咬字喷口都要有较大的力度，音色明亮、宽厚，音量也要求较大。正旦剧目颇丰富，所扮演各类人物性格均具鲜明特点，为演员提供了宽广的表演空间。
此外，净行分大面与白面，大面脸谱以红、黑二色为主，故有“七红、八黑、三和尚”之说；白面大多扮演反面人物，除眼纹外，全脸皆涂以白粉，通常又分成相貂白面、褶子白面、短衫白面等，白面有时也扮正面人物，或无所谓好坏的角色，有时也扮女角等。还有由白面行中析出的邋遢白面，除面涂白粉以外，在眼角、鼻窝等处，加上一些黑纹，故名。所扮者大多是下三流角色，又近于插科打诨式的人物。
末行又细分为老生、末、老外。昆剧老生不分文武，如《宝剑记》的林冲，《麒麟阁》的秦琼等。末脚所戴胡须也是从黑三到白满，与老生同。
丑行又分为副（又称“二面”）和丑两个家门。其区别是副的面部白块画过两边眼梢，而丑只画到眼的中部，副常穿褶子、宫衣、袍，而丑多穿短衣。
昆剧以前的南戏和元杂剧都没有这样的行当，由于“副”行的出现，昆剧把丑行的表演范围，扩大到上层社会的衣冠缙绅之中。所扮演者大多是不正派的文人、奸臣、刁吏、恶讼师、邦闲蔑片之类人物，这些角色的共同特点是奸刁刻毒，表里不一，表演上多强调其冷的一面，称之为“冷水二面”。
丑行因其面部白块较副为小，也称“小花脸”，因其排列于二面之后，也称“三花脸”，所扮大多是社会地位较低或滑稽可爱的角色，如《寻亲记》的茶博士，《渔家乐》的万家春。昆剧丑脚不分文武，有时扮演武功繁重的身段戏。
丑行和二面一样，也可扮演妇女，如《风筝误》年轻的千金詹爱娟，《荆钗记》中的张姑母。丑脚也扮演反面人物，如《十五贯》的娄阿鼠。
另有一个应各种群众角色的“杂”行，是指各种剧中没有名姓的群众角色，如车夫、船夫、伞夫、衙役、太监、宫女、龙套等，通常不计为家门。
传统昆剧职业班社，一般只需十八个演员，俗称“十八顶网巾”，只有极少数大班社有二十七名演员。一般班社只要十个家门齐全，就可演出，其他角色可以由家门接近的演员来替代，这十个基本家门被称为“十大庭柱”，他们是：净、官生、巾生、老生、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其中最能决定演出质量的是：净、老生、官生、正旦四个家门。
昆剧的各个行当都在表演上形成自己的一套程式和技巧，这些程式化的动作语言在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人物心理状态、渲染戏剧性和增强感染力方面，形成了昆曲完整而独特的表演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