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徐达占领元大都后，为了便于防守，将城北纵深约2.8公里较冷僻的城区舍弃于城外，另筑了一道北城墙，使城市面积缩小约百分之四十。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里是一座地方性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仿照南京皇宫的形制在宫前布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约0.8公里。到明代中叶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北方蒙古部族的军事进犯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办法，在城外加筑一道外郭城以加强城防。但限于当时财力，这道外郭城墙只修筑了南面8公里就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接，使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从以上北京城墙三次向南移动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发展。造成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城市对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结集地，商肆、旅邸栉比鳞次，人口异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陆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运重新开通后码头也汇集在前三门外，使这一带格外繁华。为此，永乐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两次向南扩城，把原来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围入城中，同时也把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
描绘明北京繁荣的《皇都积胜图》长卷画（局部）
经过明初到明中叶的几次大规模修建，比起元大都来，北京城显得更加宏伟、壮丽。首先，城墙已全部用砖贴砌，一改元代土城墙受雨水冲刷后的破败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砖石砌了驳岸，城门外加筑了月城，旧城九座城门都建有城楼和箭楼，城门外有石桥横跨于城濠上（明初是木桥，1436～1445年全部改为石桥），桥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楼，又把钟楼移到了全城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紫禁城、万岁山到鼓楼、钟楼这条轴线长达8公里，轴线上的层层门殿，轴线两侧左右对称布置的坛庙、官衙、城阙，使这条贯串全城的轴线显得格外强烈、突出。但是，这种城市布局却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在明代，从大明门到地安门长达3.5公里的南北轴线被皇城所占有，一般人是不准穿越的，因此造成了东城与西城之间交通的不便，在古代运输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问题尤为严重。
明代陵墓
明代陵墓制度的最大变化在于将唐宋两代的上宫、下宫制取消，即取消皇帝死后在陵区设置寝宫（即下宫）由皇帝生前的宫人守陵的制度，只保留陵墓中具有的祭祀功能的部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同时，明代陵墓又简化了唐宋方形陵体四向辟门立阙、四隅设角楼的布局，改用圆形陵体，单向出门，又无高大阙台的简洁而紧凑的布局。
当然，完成这个改革也是有过程的。在朱元璋为其父母建造陵墓“皇陵”时（1367～1375年），还明显地受到宋陵的影响，采用了长方形平面的截锥体冢丘，四面出门，但已无下宫。值得注意的是，“明楼”之名已见于明末所绘的皇陵图上。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为其祖父建陵墓于今江苏泗洪县境内，其布局和凤阳皇陵相同，也是四出陵门而无下宫。通过这二陵的兴建，取消下宫似已成定格。
除了上述二陵外，明代还有南京明太祖的孝陵、北京昌平的十三陵、北京西山的景泰帝陵、湖北钟祥的显陵。
坛庙建筑
祭坛和祠庙都是祭礼神灵的场所。台而不屋为坛，设屋而祭为庙。坛庙建筑的历史远比宗教建筑久长，中国在内蒙古、辽宁、浙江等地发现的一批最早的祭坛和神庙，距今约有五六千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建筑逐步脱离原始宗教信仰的范畴而变为一种有明显政治作用的设施。于是，坛庙建筑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在都城建设和府县建设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工程项目。
元朝统治者按蒙古旧俗祭祀神，对中国传统的坛庙不太重视。明朝则是修复旧礼、兴建坛庙的鼎盛期。《明史·礼制》中载入祀典的坛庙有数十种，修建南京、北京时，都把太庙、社稷坛、天坛等列为与宫室、城池同等重要而一并兴建。府县列为通祀的坛庙有山川坛、社稷坛、厉坛、城隍庙、孔庙等多种。各地还根据地方特点修建种种神庙，如苏州一带有吴地早期开拓者之庙“泰伯庙”，有助吴王兴国的功臣伍子胥之庙，沿海各地有海上保护女神天妃（妈祖）之庙，等等。其他如东岳庙、关帝庙、八蜡庙、文昌祠、龙王庙、水神庙等都是任意起造，只要不是有碍封建秩序的“淫祠”，官府就不加制止。一些边疆卫所城内还有与战争有关的神祠供祭拜，以便使军民得到精神寄托。至于官员及其后裔所建家庙，则更是遍布全国。
元明时期的坛庙就其祭祀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自然神，包括天上诸神如天帝、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之神，以及地上诸神，如皇地、社稷、先农、岳镇、海渎、城隍、土地、八蜡等；另一类是鬼神，即人死之后的神灵，包括祖先和历代圣贤、英雄人物等。
河北曲阳的北岳庙
